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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30周年: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的拐点

唐山大地震30周年:一个城市和一群人的拐点

http://news.tom.com  2006年07月20日 15时53分来源:新世纪周刊 盛开着粉红色花朵的合欢树整齐而浪漫地站立在唐山新城主干道的两侧,那一簇簇像丝绒也像绿浪上浮动的粉红色祥云的花朵,带着香气为7月的这座城市消减着几分暑气,增添了许多温馨。年轻的“守望者”是这座新城的“卫士”,在它们的记忆中没有三十年前的那个夜晚。

但“1976·7·28”世界不会忘记。那一个时刻:公元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凌晨3点42分53.8秒;那一个座标:东经118.2°,北纬39.6°;那一组数字:死亡242769人 ,重伤164851人 。举世震撼的大地震将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夷为一片废墟。

24万条生命沦为亡魂,这是个悲哀的整体,这是20世纪世界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地震。它留给世人一个个震惊世界的惨烈景象,它带走一座城市完整的活力和情感,它让一座百年城市从外貌到精神严重地残缺,它让许多幸存者的命运就此发生重要的转折。

往前追溯10年,发生在1966年3月8日和22日的河北邢台地震,导致8000多人丧生、近40000人受伤,那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震级较大、破坏严重、伤亡惨重的大地震。

两场地震分别在“文革”的首尾之年。

唐山大地震也有奇迹:距唐山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当时竟无一人伤亡。该县在地震发生前三天接获情报,全县800名官员及时了解震情报告,青龙幸免于难。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对于那场地震,除去这场灾难中的幸存者,以及与之相关的少部分人,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已成为一段冰冷的历史。即便是对于有着刻骨铭心记忆的唐山市35岁以上的人来说,那段历史也早已不愿被提起。可每逢7月28日地震周年来临,唐山市内的每一条十字路口旁,都会形成一道特殊的场景——人们上街点燃纸钱,纪念离去的亲人。

历史不是官方的叙事,穿越时空的拐点,我们找寻民间的记忆,清理灾难的遗产,汲取灾难的教训。我们要做的不是重复惨痛的场面,而是追问生者的今天,探寻历史事件对个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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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地震使得4200多名孩子一夜间成为孤儿,他们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出生不过百天。当年,这些孤儿中最受全国人民关注的“党氏三姐妹”,如今早已长大成人

本刊记者/杨东晓发自唐山


最小的党育新仍在唐山工作、生活,2006年7月1日,她成为一名党员。

二姐党育苗1997年7月1日入党,现为一家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

大姐党育红,5岁离开唐山移居奥地利,今年7月24日,她将和母亲苏珊娜女士一同回到中国,参加唐山抗震30周年纪念活动。

副标题一:第一次命运分流

党育新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是在1984年6月。

这时候她已经8岁半了,下个学期她就要升入育红学校四年级。像以往每个假期一样,学校的大汽车会把她和同学们送回家中度假,但是这个暑假结束后,学校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再把孩子们接回石家庄——1984年6月,专门培养教育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孤儿”的育红学校完成了她的使命,受命停办了。

生活中的第一次转折就出现在这个时候,在唐山郊区姥姥家,党育新才知道,原来同龄的孩子们并不是都像她以前那样和一大群同学吃住学习在一起——每一位同学都有自己的爸爸和妈妈,放学就回自己的家。

姥姥是位沉默的老人,祖孙之间没有交流,她的生活中再也没有了从小习惯的老师的关爱和看护。在育红学校,她这样幼小的孤儿,是被5位老师从几个月起抱着长大的。这一突然的生活转变,让生性活泼的党育新整整适应了两年。孤独和无助中,党育新数次给育红学校那所她心中的“家”写信,问:“什么时候开学啊?怎么还不接我回来?”可没有回音。

比她大一个月的姐姐党育苗,此时也回到了唐山。由于亲戚无力抚养,她的家安在了唐山孤儿院,与育红学校不同的是,孤儿院只管孩子们的食宿,不管教育。在学校,党育苗最见不得歧视孤儿的事,她总在这个时候替人出头,平时却很“蔫”。

比她们俩离开学校更早、走得更远的是三姐妹中的老大党育红。5岁那年,她被一对奥地利文化人士收养,并跟随为了她已经提前一年学了汉语的养父母回到奥地利。新家充满文化气息,父亲汉斯·施耐德是维也纳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母亲苏珊娜是奥地利通讯社APA的记者。他们曾于1979年作为中奥友协的成员自费来华,并在那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这对一直没有孩子的夫妇可以收养一名中国儿童。

通过越洋电话,《新世纪》对他们进行了简短采访。

对于幼年初到他乡的印象,而今的党育红早已记不清,她说只记得自己到达奥地利机场时,周围的人目光很诧异。

领养这样一个中国孤儿,苏珊娜称当时也是经过了自己和丈夫的一番讨论,“毛主席曾经说‘在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要个女儿吧。但是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谁也不知道。育红那时候很健康、活泼可爱(因为我们以为会收养一个有病的孩子),她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我的汉语学习在第一天就派上了用场。晚上,育红拉着我的衣服怯怯地说,‘你起来嘛,我饿了’。我听懂了!我为那一刻母女的相互理解而激动。”至今,苏珊娜仍清晰地记得自己与育红最初的那份母女情,她说:“为了解女儿的需要,我继续自学汉语。育红到这边后也很喜欢学德语,这样,她可以去和自己的小朋友交流。”

善良的苏珊娜很精心地抚育着这个中国震后孤儿,多年前她开始筹划的“育红的故事”已近完成,它详述了施耐德夫妇收养并抚育女儿的过程,讲述了一个奥地利妈妈和中国女儿的故事。

副标题二:人生路径各不同

党育新说自己在青春期时很逆反,但无处发泄,因为姥姥终日无言,在一个没有交流的环境里,心里的叛逆变成一种挣扎。“没有人对我进行指导、让我从孤单和痛苦中解脱出来,在农村没有这个意识。”她在这种挣扎中找到的出路,就是在初中毕业后考上了纺织技校。1994年18岁的党育新技校毕业分到纺织厂工作。

命运开始垂青党育苗是在1990年,这年她参加央视的春晚,遇到了对她人生影响最大的人。“爸爸从来不说教我什么,他只用行动教我怎么待人。”党育苗提到养父母,带着深深的感恩。“我那时还不懂事,老和比我小5岁的弟弟争宠,爸爸总是向着我。”党育苗的父亲是抗震救灾时红二连排长,父母的宽容和慈爱,暖化了少女敏感、孤寂的内心。在父母的悉心教育下,18岁时党育苗成长为一名军队医务工作者。

而此时身在异国他乡的党育红正在服装学校学习,她喜欢时装设计,但这并不防碍她同时准备考大学。她的母亲苏珊娜说:“育红其实一直都希望学习汉语,但在维也纳,这很不容易。”

生活在继续

纺织厂的繁重劳动让瘦小单薄的党育新从小胃就不好,“我当时给王玉梅副市长写了封信,我说我是‘地震孤儿’,姓党,我现在已经技校毕业参加工作了,但是现在的工作不太适应,希望王市长在百忙之中关心一下。”“我姓党,这个‘党’不是百家姓中的那个‘党’,这个姓氏中有我命运的改变。”党育新说:“没想到两三个月后,民政部门的领导找到了我,把我安排到康复医疗中心当化验员。”

1998年,康复中心停业,党育新被借调到唐山市民政局信访办工作,后又转到唐山市残联。党育新用4年时间通过法律本科自学考试,她说这个专业的学习对于自己从事残疾人政策解释、落实和帮助残疾人维权有很大帮助。

到今年,6年的借调也许就要结束,也许还会继续下去,党育新说自己很爱这份工作,但是康复中心又要开业了,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我很喜欢残联的工作,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借着关系定不下来,还是得回去。如果回康复中心,我就重新熟悉新工作。”面对工作的又一次选择,党育新说:“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看组织上怎么安排吧,我是党的女儿。”党育新感觉自己“像是在代表一个群体”,“无论以后在哪里,我都会给这个集体争光。”

二姐党育苗1997年底退役回到涿州,恋爱成家,如今生活平静而幸福,已经有了一个比育新儿子小半岁的五岁半可爱儿子。

现在的党育红是一家家具商场的售货员。她的母亲苏珊娜也为女儿现在不能说很好的汉语感到一点遗憾,但她一再对记者强调:只要有机会,育红很愿意学习汉语,只是这事没那么容易。在维也纳没有那么好的汉语学习环境,而她又必须面对很实际的生活问题。

在30年前那场紧急匆忙的救援中,这3位女婴身上的家庭、姓名标记弄丢了。育红学样的老师为了让她们铭记党的养育之恩,给她们3人取了一个姓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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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党育红:被救时8个多月大。5岁时被奥地利的两位民间文化使者汉斯·施耐德和苏珊娜·施耐德收养。大学毕业后生活在奥地利,未婚。

二姐党育苗:7个多月时失去双亲。16岁时遇到现在的养父母。18岁参军当卫生兵。21岁时退伍到涿州,就职于化工部一家矿山地质研究所。

小妹党育新:被救时6个月大。8岁回到农村姥姥家,15岁自主报考技校。18岁先后进入纺织厂和唐山市康复 医院工作,坚持完成四年法律自考。现在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信访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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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里乱成一片,带伤的囚犯却没有越狱,废墟里救人被减刑,人性光辉感动警察

本刊记者/张凡发自唐山



伤的军人押着带伤的囚犯,带伤的囚犯又在废墟上奋力抢救奄奄一息的普通人:首先是那些看守所的干部,干部家属;再往远处去就是小街小巷里的群众。囚犯们和所有在废墟上的救险者一样,手忙脚乱,焦灼万端。他们似乎都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和所有的救援者一样,小心翼翼地抱出那些受伤的孩子,扶出那些吓呆了的老人。”

这是唐山大地震中真实的一幕,这一刻,没有高低贵贱,没有了警察与犯人的区分,有的只是生者与死者的区别。这些救人者在事后大多受到奖励,但在那一刻,他们没有想起要奖励。或者,隐去他们的名字是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曾在那样一种时刻显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说出他们的名字是为了铭记这段历史,铭记这段特殊时刻的人性的光芒。

那一夜,人性闪耀善的光芒

7月28日夜间,唐山市看守所同样成为一片废墟。

需要把这里的重伤者送出去,当时的公安局干部田国瑞后来无数次向别人讲起过这个故事。他在那个时候做出的决定是允许一名犯人来驾车,因为当时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嘎斯51”,但是却找不到一个司机。

翻开《唐山大地震》一书,对这件事有600多字的叙述。

“田法官!如果你允许,我试试……”田国瑞打量着龚某。那是一张表情淡漠的脸,一双冷冷的眼睛。 他像是犹豫了许久,才低声说出这句话。田国瑞想起,这小伙子是退伍军人,当兵时就是司机,许多险路他都跑过。他是一个不怕死、敢冒险的人。“他们会死的。”龚见田国瑞没有作声,又指指在地下呻吟的伤员。“好吧。”田国瑞下了狠心,“你得老老实实,这是立功的机会!”

龚一天没吃没喝,不停地开车,他的头开始发晕,他竭力睁大双眼,可是眼皮还在打架。整整一天一夜了,钻出废墟,抢救伤员,长途运送……没有吃喝,没有喘息。他双手抓不紧方向盘。汽车似乎在公路上扭摆开了。刺耳的刹车声!一辆被压扁的自行车旁,躺着一个满头是血的行人。龚和田国瑞都从瞌睡中被吓醒了。龚几乎带着哭腔在喊道:“我轧死人了,我轧死人了,我罪上加罪了……”他顿时像发了疯似的向那人扑去。当他和田国瑞发现那人只是被碰破了头时,立刻又把他抬上车,送回遵化。唐山就在这一片混乱中,迎来了闷热的7月29日。

紧张、疲倦、惊吓,已经把龚某和田国瑞都折磨得浑身发软。那辆“嘎斯51”在唐山至遵化的公路上来回穿梭,仿佛都要颠散了架子。田国瑞不时地望着龚某那张苍白的无表情的脸,陷入沉思。有过这样一段短极了的对话:“饿了?”“嗯。”“渴了?”“嗯。”行至唐山西北井,田国瑞和龚一起跳下车,伏在一个臭水洼子边上,满满灌了一肚子水。田国瑞找来一些炒玉米,便托在手心里和龚某你一撮我一撮地分吃着。饿极了的龚某,咀嚼时仍然沉默无语,似乎在保持他犯人的身份。田国瑞想起他的被捕原因来了:一个怀了孕的女知青自杀了,而他曾和她发生过性关系。

这是在唐山市几十万人中都曾遇到过的事,突如其来的灾难,紧急的救助。所有的一切都归于混沌,抢救生命成了所有人自觉的选择。田国瑞,这个当年押解犯人、和犯人们一块抢救伤病员的公安干警,现在已退休在家。说起龚某来,30年后他的印象仍然深刻。他说,那是一个非常精干的小伙子。

痛失亲人,出狱后情绪陷低谷

在书中只有姓的“龚某”真名叫龚玉良,30年后的寻访中,《新世纪》获知了他的名字。

那一年是龚玉良的人生低谷。家里没有人知道龚玉良在地震中做了些什么事情。龚玉良的妹妹甚至是在地震后才发现自己的大哥找不见了。龚玉良到底因为什么事情被抓,家人甚至都不知道。

在震后的混乱中,曾当过6年兵的龚玉良除了驾车外,就是冲到下面救人。他在事后交给看守所的“个人总结”里写道,在那段时间里,他总共亲手救出了8个人,有小孩,也有老人。在看守所抢救被砸伤的干部时也有他的身影,他写道:“一想到下面还埋着国家的干部,我们就赶紧想着要把他们救出来。”

在他自己的描述中,没有更多的文学色彩,只是简单扼要的讲了讲救人的情况,而关于运送伤员这一节,他只写道“是在管教的领导下跑了十几趟”。龚玉良的弟弟龚玉龙回忆说,他很少讲这一段的事情,说到这些事的时候,只是说当时只记得几天没有吃饭和睡觉,什么都顾不上了。

龚玉良在自己的个人总结里没有提到他回家的事,但是龚玉龙记得他在第二天在看守所领导的许可下,曾经回家看了一下。龚玉良的父亲、他的前妻刘灵芝和两个孩子在这次地震中永久地离开了,这后来成了龚玉良摆脱不掉的阴影,龚玉良的妹妹龚秀平后来见到他老是压抑着自己的心情,为当时不在场而感到苦恼。作为家里的老大,龚玉良也为兄妹们感到担心,他叮嘱刚15岁的龚玉龙说,不要乱跑,不要跟那些坏小子们去抢东西。

没有人了解龚玉良的心情,在回到押送队伍的行列后的第二天,龚玉良开的“嘎斯51”变成了一辆架枪的刑车,他亲自开车把自己和看守所的另几十个犯人送往玉田县的临时收容点。那一年是他的人生转折点,1976年底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因为龚玉良在抗震抢险中积极参与救人,特宽大处理。最后量刑为3年。

出狱后,龚玉良在唐山市路北区棉织厂找到了一份工作,继续开车当司机。他重新组建起一个家庭,家庭普通而幸福。

一个失去的故事和它留下的精神

之后的4年中,龚玉良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很少跟人提起自己当年救人的事,即便是和自己的亲人们。他的弟弟龚玉龙说,那时候没人会想这些,只要有人,就去救,连他这个当时只有15岁的孩子也会参与其中。但是龚玉良后来却一直心情压抑,他无法排解的是自己当时不在家人身边,没有能救出自己的孩子。龚秀平说,有一段时间,他的心情非常不好,经常借酒浇愁。但是龚玉良仍然未能释怀,他的这种自责情绪,再加上酒精的麻醉,最终影响了他的健康。

再次组建家庭后的龚玉良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龚秀平说,或许是因为对原来的妻子和孩子的内疚,或许是结婚后生活有了依靠。那一段时间,龚玉良生活非常好,对自己的妻子也特别地好,1980年他的孩子龚磊出生。但是幸福生活却稍纵即逝,在龚玉良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幸福的时候,病魔悄然袭来。

龚磊对父亲几乎没什么印象。他对父亲仅有的记忆来自于他母亲和叔叔们的讲述中,而这些讲述都仅仅是片言只语的。母亲对他说,父亲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对家人非常地好,晚上回家都很准时。他说20多年了,母亲仍然对父亲念念不忘。

从来没有人跟龚磊提起过父亲救人的事情,他用疑问的口气说,“真的是我父亲吗?”他说自己要找那本书去看看。

“他后来很少说起这些事。”那个时候,地震对他的打击还是很大的,两个孩子都没了,而这些苦处没人能替他分忧,龚玉良的妹妹龚秀平说起哥哥来仍然长吁短叹,她说,我哥那么好的一个人,没来得及享福就走了。

1983年12月26日,在确诊癌症20天后,龚玉良去世,时年40岁。

2006年7月13日,离唐山大地震纪念日还有半个月的时候,我们把这一消息告诉了一直在帮我们寻找龚玉良的田国瑞,他很震惊,他说,龚玉良留给他的记忆仍是30年前那生死瞬间的勇气和精神。

(本文部分参考了《唐山大地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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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转的东西都好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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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可以抹去一切
但抹去不了深深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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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 新闻对唐山的报道

感觉是过去很悲惨

现在发展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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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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