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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带给这座城市的三十年起伏

唐山大地震带给这座城市的三十年起伏

http://news.tom.com  2006年07月20日 16时00分来源:新世纪周刊


摘要:废城唐山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煤都要变港口,小城市要当经济中心,35万人变成了300万人。对这座城市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

本刊记者/张凡发自唐山

此前已有90多年历史的唐山市,在1976年7月28日成为一片废墟。30年后,这座被认为几乎从地球上抹掉的城市却仍在日益壮大,其间的变化翻天覆地。

唐山市规划局原局长赵振中,唐山市规划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旭春,这两位城市建设的“设计师”亲历了唐山30年的起伏变迁。

前20年:一个中小城市的梦想

唐山是全国最早开始城市规划的地级市,年代可以追溯到1956年。赵振中保存下来的一份“唐山市城市规划设计方案”略微有些发黄,这是他亲手用蜡印机打出来的。封面中心一个酷似枫叶的图案是赵振中用测量尺手工绘出来的风向图。1956年唐山市总体规划中给出的唐山市城市规模为35万人,定位为中小城市。在这份规划书里介绍道,“此前,唐山具有城镇规模的历史,仅70余年时间。”

到1976年的时候,唐山市的工业总产值达到23亿元,城市人口则超过了70万。尽管受到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但是唐山市的发展速度依然是全国最快的城市之一。唐山当时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重工业城市,但是 地震改变了一切。

震后重生:5年重建变为10年重建

在1976年地震前,唐山市正在做着新的城市规划。

一场地震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也改变了规划的方向。赵振中说,当时唐山市的第一个城市规划(1965—1975)正好面临着新的调整。新的城市规划刚刚开始,就遇到了那一场地震。

震后唐山市的重建规划是从1976年的8月份开始的,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规划组,赵振中从唐山市城建局规划科调到这一规划组里,配合国家建委的规划专家进行工作。

“当时唐山市的重建曾经有两种意见的争论,一种是易地重建,另一种是就地重建。”赵振中说,实际上并没有争论, 当时在恢复建设的过程中,是有一种意见说,是不是唐山需要另外搬迁重建,但是后来也没形成方案,更没有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这个意见在具体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打消了。后来用了两个月时间就形成一套方案的正式文本。

“一年准备,三年大干,一年扫尾。最初的重建计划是用5年时间,实际上这个想法没有实现,因为当时设计难度大,而且工程建设后来资金也缺乏。当时唐山市一年的财政收入5个亿,就想5年25亿就建成了。实际上后来花了50亿,国家又补贴了一半资金。从5年变为10年也就是正常的事。”赵振中说。

唐山市最初集全国精英而打造的规划并没有完全实现。赵振中说,1982年因为恢复建设投资缺口等原因,中央对唐山恢复建设实行了“收缩方针”,本着“控制老市区,缩小新区,利用路南区”的原则,“全方位调整,老市区扩大,新区缩小规模”。

王旭春认为,唐山市的发展实际上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发展有一个错位。“在别人发展的时候,我们还在打基础。因为1993年唐山市又在规划上进行了调整,但是当时赶上了金融风暴。唐山还是继续做自己的基础建设,等别的城市发展起来以后再考虑城市布局的调整和规划的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实际上,这10年我们积聚了一些能量,所以在后来才能有快速发展的10年。”

“两条运河”变成“两条高速”

重新归来的唐山市在第二个十年里把自己的目标定为冀东经济、文化中心,显然,要成为一个中心,就须把四周的小城市带动起来。交通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1959年赵振中亲手绘制的规划平面图上,有两条虚线一直空着。在唐山市规划局会议室里,他用手指着这两条线说,这里曾经准备修建两条运河。身后的王旭春恍然大悟,此前他一直没搞清楚这两条线代表的是什么。王旭春回过身来,在2004年最新的唐山市规划图上找到了这两条线,几乎与这两条线同方向的则是两条高速路,一条是津唐高速,一条是京秦高速。

“这下明白了,在前后的规划图上,就统一起来了。”王旭春说。在当时1965年版的规划中,也是为了解决当时的交通难题。在最初的规划中写道:“计划建唐运河一条,由北工业区经市区西北部、南与胥各庄煤河相接,第二条是水利部拟备建的京秦运河,该运河尚在选址,如能由市区北部通过,则不但运输问题可以解决,对市区防汛及工业用水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两条运河没有建起来。但是时隔30年后,在这两虚线所标出的方向上,两条高速路却建起来了。

新图亮相:蓝色的唐山

从出租车司机到唐山市官员,“港口”成为这两年大家说得最多的词。以前不知道唐山港的人现在都会问一问港口怎么样。

“唐山市的新目标是成为港口城市。”王旭春说。在唐山市不同的规划图里,一个新唐山走过的路非常清晰,最初1956年的规划图只有一本杂志那么大,但最新的2004年规划图则占据了一面墙壁。与图纸成比例的是,城市也在逐渐扩大。从最初的35万人到现在的超过300万人,几乎翻了10倍。

但是这座城市只能向南发展,而南部最末端就是渤海湾。“我们有195公里的海岸线。”王旭春说,“利用海洋资源是这一版规划里最大的变化。”此前唐山被认为是靠海而不临海,唐山也从来没有把港口作为自己的目标,但现在他们改变了主意。南部开发区、曹妃甸的开发,都让这个城市里洋溢着一股海水的味道。现在唐山人不再去秦皇岛玩了,因为去唐山港一日游的价格仅仅是80元。

王旭春最为欣赏的一句话是“用蓝色思路改写煤都历史”,他说这句话里有太多的含义可以琢磨,唐山的目标是建成一个海洋经济强市。2005年唐山市超过石家庄市成为河北GDP第一的城市,此前的2003年,唐山市就把成为“河北省经济中心”写入了最新的规划当中。

唐山市新的城市规划刚刚送交国务院审批,对这座浴火重生的城市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唐山的变化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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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质家园坍塌的同时,精神废墟随之而来,比起有形的建设,精神重建更重要

-本刊记者/杨东晓 发自唐山


唐山市百货大楼“波澜壮阔”地座落在新华中道上,这是座5层高的大楼,由于防震而要求不能“长高”,所以就天宽地阔地占据了两条街——楼体长达230米,沿主干道从建设路一路盘踞到文化路绿地边上。

这座大楼是对唐山抗震10周年纪念的献礼。在迎接抗震纪念30周年前夕,它也像唐山市许多其他建筑一样,正在进行着彻底的内外装修。它的对面就是唐山抗震纪念碑、唐山抗震纪念馆和平阔的纪念广场。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有形地记忆: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53秒,北纬39.6度、东经 118.2度这一三维坐标的地方,30年来,人们习惯于用“毁于一旦”这个词来形容那一顷刻之间的唐山。

废墟诊疗的开端

“ 7·28”之后的唐山市,经过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走到了今天。

这是一座在十几秒钟内遭受重创几乎瘫痪的城市。地震给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带来了24.2万人死亡、70余万人受伤,其中重伤16.4万多人,并给这座城市留下了4204名孤儿、3675位孤老、3817位截瘫患者和25061位肢残人员。

为了在记载、回顾、反思和诊疗中研究30年间各行业生产与生活、自救与互助、恢复与发展的全貌,一批具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在当时“河北矿冶学院”经济学讲师王子平召集下(学院现已更名为河北理工大学),走到一起,查阅1976年“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所有档案,调查第一个十年中的个人、家族与社会,用第一手资料,为重新屹立起来的唐山写下了一部史书《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从此,王子平等人开始潜心研究灾害与社会发展。

第一个十年里,唐山的规划与重建花费了50亿人民币。幸存的70多万人,在满目疮痍的家园,仅靠这50多亿元,不足以在10年内缔造一个新城。除去物质家园的建设,震后数月内,唐山由于精神世界的崩溃而导致的社会越轨行为时有发生,令人触目惊心。

一位被地震砸得浑身是血的姑娘,在用自己伤痛的双手,扒出其他遇险、遇难者后,在地震后的第3天选择了死亡。还有一些尚有能力扒食扒物的人,却在趁火打劫死人的手表、商店的天麻、干贝这些与灾时生存无关的东西。

目睹这些惨痛,当新城在废墟上重新屹立之时,为新城纪录历史的王子平们提出了“精神废墟重建”的概念。这一概念,在2005年国际减灾大会上,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博导王绍玉重提,并得到了国际范围的重视。

天灾不只是自然现象

在王子平1998年出版的《灾害社会学》一书中,灾害社会学特有的范畴和概念被界定。灾害在这里由自然与社会双重成份定义为“由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妨碍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社会性事件”。这一定义,让人联想到中国一句古语:天灾人祸。

回顾人类历史上几次大的灾害性事故,唐山大地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三喱岛核污染、新奥尔良飓风,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呈现出:直接引起灾害原因是自然现象,而灾害本身及其后果,都是人为主体的社会性事件。事实上,离开了人,就无所谓灾害。而后续的“灾后救援活动应当同发展联系起来,为发展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2006年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20周年,全世界拥有核电站的国家已经意识到创建国际防止核事故机制的重要性。核电站出问题,绝对不是天灾而是一场人祸。20年前,苏联的那场人祸,27万人因核泄漏罹上癌症,死亡近10万人。人类和平利用核能以来,较大规模的核事故已有英国塞拉菲尔核电站核泄漏、美国布朗斯菲尔德核电站、三喱岛核电站核泄漏,给当地及周边造成了长期负面的社会影响。

当美国总统布什提前两天结束他在自己德州农场的度假、返回白宫宣布路易斯安那州为飓风卡特里娜警戒区时,裹挟着10兆吨核弹能量扫荡新奥尔良,飓风卡特里娜把人们都“刮”到了超级穹顶体育馆和会议中心,在它巨大的灾害力威逼下,有人自杀,两个姑娘被强暴。从事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堪重压需要精神治疗。更为“无政府”的是全城1500名警察中,有200人交还了警徽。

在唐山抗震的主旋律中,出现1800人因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而触法的杂音。这群人中的一些,被忙碌而愤怒的群众捆到柱子上,任其生死。

邹其嘉、王子平、陈非比等主编的《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研究》(调查报告),从两万份问卷中,得到上百万数据。调查显示,地震导致的精神损坏有以下表现:情绪波动、恐惧、悲伤、忧愁、愤恨、心慌意乱等消极情绪。“地震后一周内,出现上述情绪者占样本总数的比例依次为:85.3%、71.6%、67.4%、57%、74.5%”。对生活失去信心、痛不欲生者占样本总数的66.2%。

一些恶性犯罪突出,“震后的8月份刑事犯罪日均达到6.98起,为震前平均水平的5.2倍,其中以砸抢犯罪和风俗犯罪最为突出。”精神失常、自杀未遂等极端消极情绪也占不同的比例。

精神的重建,在任何一次大灾害过后,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赵国秋认为:忽略人的精神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

重整精神废墟

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医学心理中心主任傅素芬,曾对文山地震、泰国海啸和温州台风等遇险人员进行过心理疏导。她说,灾后的自杀事件,一般是由于事件对人造成的巨大痛苦,集中地体现在了情绪上,不断闪回灾害记忆,不仅会影响人的情绪,还严重地影响人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并更多地倾向于攻击自身、否定自己的能力。 一些经历大型灾害的人创伤体验会更明显,体现在生理上,会出现失眠、高警觉性、改变自己对事物判断的标准。在强烈恐惧后产生无助感,自己觉得再也没法活下去了,因此会造成自杀。

及时和专业的心理干预,是减灾不可或缺的手段。及时和积极的心理救助可以帮助受灾者恢复到原有的判断水平,甚至获得更高水平。

灾害对人判断力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露事件,当时有媒体报道,这一恶性核污染事件,甚至改变了一些人对于科学的信赖、对社会的信赖。灾害事件在心理干预中,被称为突发事件,在灾害中,提高人的应急能力与恢复正视灾害的理智和判断能力,是心理救援的目的。

心理干预在短期内对于受灾者消除恐惧、闪回灾害记忆和建立长期稳定、积极的情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北京心理干预研究与干预中心赵承智在分析唐山地震救援时认为,我们对于精神家园以前强调不够,由于当年中国还没有开展心理干预,所以唐山地震灾民中,一些远期心理反应,在城市恢复了正常运行后,会慢慢地显示出来。比如,对金钱的放纵,对酒、药的依赖,都基于对未来的无把握。

中国地震学会地震社会学专委主任邹其嘉说,灾害对整个社会的运行造成损害,在恢复生产的同时,不进行心理干预,一些人的人生观会发生改变。救灾,是以救人为核心的,其后才有生存和恢复秩序,心理干预应该贯穿其中。

幸存者的重大心理创伤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节,对于获救后的生存信念和重建家园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只有人格健全的人,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只有人格健康的人,才能建设积极向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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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乱、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加好运气

-本刊记者/李梓


有3场地震可称为中国地震研究的拐点事件,邢台地震开启了中国地震研究之门,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使地震工作者欣喜若狂,认为距离准确预报地震已经不远了,但接踵而来的唐山大地震又粉碎了人们的梦想。“地震预报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科学难题。”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地震局局长陈建民说。

海城地震被中国地震界视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准确预报的强震,联合国迄今为止只承认了这一个准确预报的地震案例。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使可能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递减到1300多人。

已经退休在家的李志永,曾经亲历了发生于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地震,并参与了震前预报,这是他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这是我一生中干得最漂亮的事情。”李志永说。

巧遇海城

“我并不是地震研究的权威和专家,但我的经历比较特殊,邢台、海城、唐山,三大地震发生的当年我都到了现场,而海城我是亲身经历。”李志永说。

1975年2月3日,工作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李志永,结束了对沈阳水库一个月的观测后,到营口探亲。2月4日早,营口发生了有感地震,出于“地震就是命令”的责任感,他赶到营口市科技局和地震办,参与工作。在对地震台源源不断报上来的数据绘制出图表后,他在2月4日中午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推测,在2月4日晚12点左右可能会发生7级以上的大地震。

营口已经处在高度紧张中,1974年6月国务院转发的中科院的69号文件中,锁定了几个可能发生地震的地区,京、津、唐、渤、张,“立足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

此后,营口地区不断出现地震前的征兆,当地的地震工作者一再推测和锁定大地震可能发生的时间。1975年1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发布了地震情况通报:丹东、营口、旅大、盘锦地区有发生五六级地震的可能。

从2月1日开始,营口地震台地震仪的指针开始摆动,到2月3日,小震增强。2月4日凌晨,辽宁省革命委会地震办公室发布简报称,即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2月4日早晨7点50分,一场4.8级的地震发生了。这场地震让李志永和近一个月在水库的观测结果以及6年前在邢台地震中所取得的重要经验联系起来。“可能因为我介绍是北京来的,还有我的工作单位等,他们都把我看成专家了。”李志永后来推测说。他把这一推测结果和图表往3位局长面前一摆,阐述了自己在邢台地震期间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套推论:“现在形势非常紧急……”

局长听完,就往市里走,下午市里有个关于地震的紧急会议,李志永的这个推论被在会议上传达,并通过街道办等基层组织传达给市民。许多人证实,在海城地震发生之前的那天下午,居民被通知,晚上可能有大地震,必须做好抗震准备,睡觉不能关灯锁门,有的地方甚至通知放映露天电影,建议居民不要进屋睡觉等。

下午的会议开完后,有群众打电话说有地气涌出地面,李志永和地震办的人驾车去看,在回头的路上,大地震就发生了,“我看见火球从地面上冒起,大地在不停地喷砂喷水,亲历这种场面和别人的描述感觉完全不同。”根据邢台地震中的经验,他初步判断地震级数为7.4级,并把数据提供给军方作为抢险救灾的依据。

海城大地震,震级7.3,震中烈度9度多,波及了6个市、10个县,却仅有1300多人死亡,占全地区人口的0.016%。在海城地震发生后,联合国确认海城地震预报为人类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强震作出准确临震预报(海城为营口下面的一个县)。但事实上,在海城地震之前,中国的地震工作者已经作出过准确的临震预报,那是在邢台地震中。

邢台地震——中国地震学的起源

“邢台地震是我成为一个地震工作者的开始。”李志永说,如果没有这场地震,他的人生将和中国的核事业联系起来。

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发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发生大地震,中国当时甚至还没有地震局, 周恩来总理迅速作出安排,通知中国科学院及地球物理研究所派人赶赴震区。地球所派出的人中,除了几位地震专家,还有一批大学生,以及像李志永这样为核爆炸而刚刚招收进来的中学生,“我那时才20岁,参加工作几个月,就懂得一点地震的科普知识。”李志永说。这批赶往邢台灾区的年轻人中,后来有4位成为院士。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要把邢台地震当成一个大课题来看待,“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为此,中国几十个部委纷纷组成课题组进驻邢台。中科院地球物理所邢台大队,在邢台坚持了6年之久,李志永的地震知识就从这6年中积累而来。鲜为人知的是,邢台地震的余震长达10年以上,先后发生余震7万多次,最频繁的时候,一天甚至发生1200到1400次余震,中国的地震研究体系,关于地震研究的八大方法,就是在这频繁的余震期间逐步建立起来的。而当年进驻的许多人,根本不是地震学出身,因而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人才。

在3月8日后,邢台一直余震不断,3月22日,又发生一次大地震,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根据一直以来的观测数据,由此总结出“平静——密集”的强震前兆规律,并推测出即将发生一次6级地震。在全体人员慎重讨论后,于3月26日晚向北京中国科学院指挥中心报告这一结论。在往北京打电话报告的过程中,地震就已经来了。地震研究者一直认为,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地震预报,但是,由于时间的问题,这次预报没有取到任何实效。

“是年轻,是凑巧,是责任感”

“后来很多人问过我,怎么能下那么大的结论,那纯粹是年轻,是凑巧,是责任感。我有时候也在回想,如果换了今天,我是否还能作出那样大胆的结论?我毕竟不是专家,也不是单位派去的。”李志永说,当年的总理国庆招待晚宴,他有幸和其他参与海城地震预报的人员一起获得邀请。

海城地震后,李志永也曾参加了唐山地震震后抢险和研究工作。3次地震,给他留下的印象完全不一样,“邢台地震的时候,大家对地震都没有什么认识,感觉都比较麻木,我们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讲解地震常识。但海城地震时,整个城市都处在备战状态,感觉非常紧张,我住在哥哥家里,每晚都有人守在家门口,等着听地震消息。”至于唐山地震,“我们在地震后不到24小时到达,有人告诉我们,千万别说是搞地震的。当地地震局的牌子已经让群众砸了”。

在海城地震30周年到来之际,曾经举办过一场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得出两个结论,一次成功的地震预报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各级地震部门提出的准确地震预报意见;二是各级人民政府所作出的果断的地震预报决策及其所采取的有效防震减灾紧急措施。《美国地震协会公告》上的一篇专文评论说:“虽然海城地震的预测,是结合了混乱、经验主义分析、直觉判断和好运气,但这是预测地震的一次尝试,且第一次没有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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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要预报,政府首先面临的是“测不准”的考验,其次是发布信息的社会成本大与小

-本刊记者/李梓


“现在,一个基层台站的地震前兆数据传送到北京,包括中间的处理环节,不超过一天。而那时候,可能是半个月。” 中国地震局监测预报司副司长车时说。

地震信息的收集和传送更快,一个地震从发生到通报给社会,不超过30分钟。国家数字地震台网中心在即时性地收集来自国家台网和各级区域台网传送的信息。

中国是一个地震分布广泛的国家,地震监测台网也星罗棋布。自从张衡制造候风地动仪以来,中国人企图预报地震的梦想就从来没有消失过。在1966年邢台地震后,中国政府大大加强地震台站的建设,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中国所有省份均建立了区域地震台网。但这个数字到今天,可能只相当于一个省级台网的规模。借助卫星、网络及计算机,对地震数据的处理变得便捷,但地震的预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海城之后,中国实际上完成了好几次成功的地震预报,只不过这些地震要么级数不够高,要么只是预报了其中的几次地震,要么只是在政府内部通报,没有通报全社会。”车时说。

在1996年的新疆伽师地震中,4月6日凌晨3点、4点连续发生6.3级、6.4级地震,倒了9000间房子,但是没有一个伤亡的,因为当地的15万群众已经事先得到警报,撤出了房屋。据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介绍,像这样通过预报达到减灾效果的大小地震,中国前后有20多次。但伽师地震最终没有像海城地震一样,被视为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地震专家并没有预报出全部的地震。“测不准”仍然是一个难题。

中国的地震预报系统将地震预报分为长期预报、中期预报、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4种。按照《地震发布办法》规定,国家地震局拥有发布长期预报与中期预报的权力,而短期预报及临震预报的发布应当由当地政府来执行,地震局只负责将情况通报给政府。但考虑到许多因素,政府很难向社会公开发布地震预报。

2001年11月14日,在青海和西藏无人区发生了8.1级地震,这是我国近50年来震级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震造成一条横跨经度4度、长达300多公里的形变带。但尽管如此,中国最近10年地震给人的威胁,感觉远远不如1966到1976年那个地震活跃期。因为,一些大的地震都发生在人口稀少地区。

海城地震的成功经验在于,当地政府在地震前几个小时内,成功地将地震预报传达到基层组织,并通过基层组织撤出了上百万人员。而在其后中国地震界的成功预报中,很少见到这种向社会预报的例子。政府通常把预报限定于政府机构内部,与防范减灾工作相关联的各部门。

然而,要向全社会预报,也面临风险和难题,首先政府面临的是“测不准”的考验,其次,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发布此类信息将面临高昂的社会成本,甚至会造成社会恐慌。因此,不到万不得以,地震预报信息不向社会公开,就成了各地政府的首选。

广东省地震预报研究中心主任杨马陵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地震预报体制中,缺乏政府自身发布地震预报的依据问题,以及无震通报及震后趋势预报等。

“在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大部分地震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说来,向社会公布地震预报的成本比较低。”车时说,“但尽管这样,我们的政府和公众,还是尽可能避免谈论关于地震的话题,作为地震发生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地震知识普及远远不如邻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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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出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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